守正创新踔厉奋发 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再上新台阶******
作者：李正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向学会全体同志和全国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致以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国史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殷切期望和要求，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史研究事业的高度重视，为做好新时代国史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是今后一个时期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好、领会好、落实好的一篇重要文献。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不断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教育引导，提升新中国史研究资政育人的作用与功能，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更好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作出积极贡献。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希望国史学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研究历史、运用历史的优良传统，历史研究不只是为历史而研究历史，而且是为了把前人的经验、智慧传给今人、留给后人，是为了展望未来、向前看，正所谓“经世致用”。新中国史研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段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党史、国史研究领域一度泛滥，国内外敌对势力欲借党史、国史上的一些敏感话题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造成混乱局面。作为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一定要站稳政治立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自觉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因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努力推出更多与时俱进、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研究成果，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夯实历史基础。
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不断提高研究水平。新中国70余年历史发展的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线，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和奋斗，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党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光辉的胜利，这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新中国史在本质上说，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牢牢把握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新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正确看待新中国史上曾经出现的曲折和失误，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及其关系。为此，必须努力构建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着重展示我们党带领全体人民在过去70多年的时间里是怎样团结奋斗一步步改变中国面貌的，从而使新中国史研究更好发挥资政育人的功能，更好传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创新教育传播手段和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教育引导，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更好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新时代以来，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全面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掀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上崭新的一页。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新中国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当前，互联网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传媒生态面临重大变革。面对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更新传播理念、创新传播方式，完善优化新中国史宣传教育与传播路径，努力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繁荣发展，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凝聚和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作出新贡献。
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工作再上新台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中国史研究工作，反复强调要在全党全社会加强包括新中国史在内的“四史”教育。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新征程接续推进新中国史研究事业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构建新中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进一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踔厉奋发，坚持守正创新，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上来，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更加深入地总结新中国史特别是新时代十年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以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不断开创新中国史研究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把新中国史研究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4日 11版）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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