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
范瑞娟(1957年2月)
1月1日，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旧的过去，新的来临了。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
结婚的前几天，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临去之前，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我对他说：“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你要小心准备了。”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一切事情都可公开，既合法又合道德，不用愁虑。”我笑了笑告诉他：“人心难测的，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到政府去登记结婚。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女方没有表示，急得男方满头大汗。最后女的摇了摇头，登记就没有成功。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看你怎么办？”他调皮地说：“你要会摇头的话，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我不由得大笑起来，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
新房里的重逢
结婚，事先没有通知别人。可是，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演夜场的，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只要他在场，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为此，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可是，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伯鸿和他都怔了，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互相喂了糖，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大家就放过我们了。
袁雪芬、傅全香都要送礼，被我阻止了。但送礼的人还是有。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给我们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它仍旧燃烧着，按照婆婆的意见，靠近烛台的墙上，悬着一个福禄袋，因为找不到铁剑，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
有缘千里来相会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我和他在相识之前，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有了透彻的了解，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去年9月，我们第一次相见，不知怎的，自此以后，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再也移不掉。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
对于婚姻问题，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但是，中国解放了，一切都变了。对于整个社会，我由痛恨而热爱，我爱一切，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现在，艺术成了我的生命，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
在蜜月里
结婚之后，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在这些日子里，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早上，伯鸿知道我睡得晚，又是易被惊醒的人，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晚上，我回到家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他总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故事”一一讲给我听。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回家以后，我要他提些意见，他却笑笑默不作答。怎么办呢？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原来嘛，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的。”于是他急了，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他是爱好戏剧的，同时还爱好音乐。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也是这样，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我们谈了很多问题，有融洽一致的地方，也有分歧。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我们懂得太少了。”因此，我们有个打算，要大量地买些书，提高我们的业务、知识和艺术修养。
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问他喜欢哪一种。不料他淡淡地回答：“任何一种都可以。”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奢侈浪费。”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终于把稿子写成了。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这也影响了我，如我曾经考虑过：“现在我演小生，将来演什么角色呢？”在这种问题面前，他是十分果断的，他表示，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我也就决定这样做。
慈祥的婆婆
1月底，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路过南京时，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开始我很担心，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我的婆婆不知怎样。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在我演出时间，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我们谈得十分投机，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我的担心成了多余，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离开南京的那天，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我也哭了。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新社会是幸福的，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可是，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怎么办呢？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决心不畏艰难努力。
(1957年2月)
大山里的“江南舅舅”：直播带货拉动乡愁经济******
(新春走基层)大山里的“江南舅舅”：直播带货拉动乡愁经济
中新网杭州1月18日电(奚金燕 郭弘屹)临近年关，往日宁静的浙西大山深处多了几分喧嚣。从杭州市区开车大约一个半小时，一路绿水青山不绝，行至西径山脚，就到了网络主播何江南的家——临安区高虹镇崇阳村。
冬日的西径山寒风瑟瑟，何江南却在自家的直播间忙得满头大汗，“喜欢吃竹笋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几款笋干、罐头笋和多味笋丝，全部都是临安当地的新鲜竹笋制成……”
镜头外，庭院内，一箱箱竹笋在村民们手中被一一打包，等待送往全国各地。
在崇阳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竹笋，竹笋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原本山上的竹笋只能由村民拉去市区卖，市场小、成本高，每季收入只有几千块钱。这些年，在直播带货的助力下，村里的竹笋已经不愁销路了。”何江南说。
今年28岁的何江南形容自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农村出生，考上大学，在大城市做过销售、创过业，三年前短视频火起来了，他又回了出生的地方，当起了短视频博主。
“我最初走的是搞笑视频风格，记录照顾八个外甥和外甥女的生活，这就是‘江南舅舅’这个名字的由来。”何江南告诉记者，“后来家乡丰富的农产品给了我新的灵感。”
“山上的新鲜竹笋、自家养的走地鸡、爸妈做的水磨年糕……以前每次人还没到家，口水就止不住了。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回村创业，把家乡的美味端上全国各地朋友的餐桌。”何江南说。
于是，“江南舅舅”家庭直播间就这样诞生了。“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我其实什么都不懂，全靠自己一点点摸索，经常自学剪辑到凌晨两三点。”直播、店铺装修、拍产品图、剪辑后期、售后服务……全是何江南自己包揽。
何江南和村民在仓库装货。 受访者 供图2020年，何江南加入了位于杭州的MCN机构无忧传媒，产出的内容越来越多元。后来，高虹镇政府还在双创基地为何江南设置了一个200平方米、配备专业设施的直播间。通过努力，“江南舅舅”现在全网粉丝突破380万人，为乡愁经济转化打开了流量入口。
记者了解到，今年“江南舅舅”直播间已经卖出笋系列产品约10万斤，前不久主推的腊味礼盒销售量也达到百万元。
在直播间镜头前的何江南总是激情洋溢、自信满满，或许很难想象，在最初返乡创业的那段日子，他也曾备受煎熬。
正所谓“每一个创业者都是孤独的”，何江南刚回到村里时，经常能听到质疑的声音。“一个在城市里拿高薪的大学毕业生，放弃一切回村里做什么？”
的确，不仅是村民不理解，就连自己的父母和姐姐也常常动摇思想。“刚开始，每场直播3小时到4小时，结束后全家人都腰酸背痛。如果业绩不好，真的很打击士气。”何江南说。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日复一日的努力，随着“江南舅舅”粉丝数的增长，村民们也渐渐看到了网络的力量，认同了何江南的努力。就像一股风，吹进了崇阳村，激活了一池春水。
“现在直播间条件变好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团队。”眼下，何江南不仅让自己家凭借新媒体奔了小康，还带动了村庄23名闲散的劳动力就业，这些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了6万元到8万元。
或许，对于乡亲们而言，何江南就是全村的希望。如今，何江南成功助力家乡近百种特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各地，也直接拉动了上百家农户的经济收入。
作为青年党员的何江南去年还当选了杭州市临安区第一届党代表，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之前也没想过我会走这么远，更多是站在了时代和政策的风口。新的一年，我想继续扎根在这片绿水青山，帮助更多乡亲们留住乡愁，致富不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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